李卓然，在中共党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曾担任红五军团的政委，与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众多红军领导并肩，共同参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烽火中，这位红军的杰出将领逐渐隐退于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卓然并未身居要职，长期居于闲散之境。

早期革命者

李卓然，生于1899年11月10日，湖南湘潭县一个贫瘠的农家是他的诞生之地。1917年，他踏入湘乡县立中学的校门，在此期间，他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浪潮中的先进学生团体。此后，他远赴法国，投身于勤工俭学的行列，并在当地的工厂与学校中，边工作边学习。

1922年炎炎夏日，李卓然毅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行列，翌年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一员，承担起旅欧支部党小组的职责。

李卓然历经多地，在苏联求学，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及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期间亦担任中山大学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以及军政大学党总支的委员。1929年，他重返祖国，于上海投身兵运训练事业，并投身于军事条例与条令的翻译工作，这部作品成为红军参考的首部政治工作条例。

1930年秋季，李卓然被调任中央苏区，肩负起一系列关键职务，涵盖中央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的主任、中央局代理秘书长、赣南特委委员兼赣县县委书记、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以及红三军、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在上述岗位上，他亲身参与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战斗，并有幸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杰出领袖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并肩共事。

李卓然凭借其非凡的阅历与卓越的贡献，在长征征途中展现出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他曾在回忆中提及：“我对毛泽东的印象尤为深刻，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能力出众，在我看来，党内鲜有人能与之比肩。” 1931年年底，李卓然被调回瑞金，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一职，期间工作成绩斐然。随后，周恩来亲自与他谈话，并提出建议，希望他能与红五军团政委朱瑞对调，以期更充分地发挥其才华。

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征途中，中央红军的部署安排是中央机关居中调度，前方阵地由红一、三军团把守，而红五军团则肩负着后卫重任，位于后方。与此同时，红八、九军团分居两侧，形成坚实的防御线。红五军团，这支以宁都暴动勇士为骨干的英勇部队，承担着守护中央机关安全与抵御追兵的双重使命。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上，红五军团的位置始终稳固如一，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长征征程中，红军队伍内部存在诸多影响其战斗力的不利因素。其中，战士们对中央转移的意图和目的认知不足，致使众多源自原中央苏区的战士不愿离乡背井，这一状况导致了开小差的严重问题。面对这一挑战，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正如李卓然所言：“必须通过政治工作，确保每一个战斗任务都能圆满完成。”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难题，李卓然与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亲自深入问题最突出的部队，详尽了解实情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有效遏制了开小差现象的蔓延。

在长征的征途中，红五军团始终坚守后卫阵地，肩负着抵御敌军追击的重任，确保红军主力能够顺利向北挺进。李卓然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英勇顽强地展开阻击战，始终与中央部队保持一两天的行军距离。每当敌军紧追不舍，最先遭遇的总是红五军团。有时，他们刚抵达宿营地，敌人便紧随其后，甚至一度闯入军团部。这种险象环生的局面，显而易见。

一次，李卓然正与彭德怀通过步话机交谈之际，敌机突然发起了无差别的扫射。由于毫无防备，李卓然身边的几名战友不幸遇难，步话机亦被击毁。令人称奇的是，李卓然却神奇般地幸免于难。

湘江战役堪称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遭遇的最为惨烈的一战。在此役中，红五军团肩负起后卫的重任，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却成功地为中央机关及各部队的安全渡江提供了坚实保障。然而，在使命告捷之际，红五军团却未能接到撤退的指令。

若执意强撑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此困境，李卓然当机立断，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在他的亲自率领下，军团部已成功渡过江河。随后，他派遣了一名心腹警卫员骑马疾驰返回湘江桥，传达紧急命令，要求剩余部队务必迅速渡江，不论人数多寡。

在这场撤退行动中，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不幸遭遇敌军的重重围困，四面八方皆被敌军围拢，共计5000余官兵在激战中英勇捐躯。

参加遵义会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一举拿下了位于贵州省北部的关键城市——遵义。尽管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逐渐赢得了党内多数人的认可，然而，围绕军事路线的争论在党内依旧如火如荼。为审慎讨论在黔北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并总结自反第五次“围剿”和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党中央决定，在所有党委会成员悉数抵达后，即刻召开一次重要会议。

1月13日晚，党中央以“恩来”之名义，向李卓然与刘少奇发送电报，指示他们于翌日（即1月15日）抵达遵义市。此电报堪称迄今为止发现的通知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信函。从桐梓县至遵义市，途中需穿越险峻的娄山关。为争取时间，李卓然与刘少奇策马疾驰，最终准时抵达了目的地。

1月15日晨，遵义会议隆重开幕。夜幕低垂之际，毛泽东欣悉李卓然顺利抵达，心情分外愉悦。即便当时他正遭受高烧的困扰，仍毅然决然地不顾医嘱，坚持邀请李卓然火速前往他的居所，就后卫军团的事宜进行深入探讨。李卓然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后卫部队近期所经历的战斗情形，其中不乏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以及部队指战员普遍滋生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闻言笑对李卓然言：“卓然，你长于直言，此乃我所渴求之真知。你所言部队之怨，莫非是对中央领导有所微词？”李卓然颔首，坦诚承认。毛泽东沉思片刻，缓缓道：“卓然同志，你所提供的情况至关重要，望你能在次日中央政治局扩大的会议上，详述目前军队的实际情况。”果不其然，李卓然参加了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他与刘少奇同住会议室楼下的相邻房间。会上，李卓然毫无保留地阐述了军队的真实境况。他描述了红五军团在执行护送任务时的艰难困苦与巨大牺牲，以及官兵对中央“三人团”指挥失误的强烈愤慨。他明确提出，应更换不当的领导人员。

在会议中，李卓然等人坦率地指出了“左”倾军事路线所导致的严重负面影响，并对更换错误领导层表达了坚定的立场。借助自身丰富的实战经验，这些前线将领在会上公开表达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此举对于稳固毛泽东在红军及党中央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卓然身为遵义会议二十位参会者之一，他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代表正确路线的一边，为中共历史上一场关键转折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在会上，他勇于发言，对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并力荐毛泽东领导红军继续北上抗日，这一决策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非凡，它使中国革命成功摆脱了逆境，迈向了胜利的坦途。会议期间，他还特意前往干部休养所，探望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军团参谋长陈伯钧。

会议落幕之际，他即刻拨通电话，将会议详情告知军团机要科长贺光华。回到驻地后，他亦向军团直属队及团级以上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自遵义会议以来，得益于毛泽东英明的军事指挥，红军接连赢得振奋人心的胜利，士气随之大增。身为红五军团的一员，李卓然肩负着保障中央机关及全军安全的重要职责。在穿越金沙江的过程中，他率领红五军团与紧追不舍的敌军展开了激战，并最终成功跨越了金沙江。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懋功，而红五军团在董振堂与李卓然的带领下，历经数省辗转，始终担任后卫，屡次挫败敌人的攻势，最终确保了中央红军抵达陕西，并助力红军各部胜利会师。

03、领导西路军

“四方面军同样是红军！”在此背景下，李卓然虽未参加有关中央会议，对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一无所知，却毅然独自前往四方面军。尽管未获张国焘信任，但他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四方面军全体将士的尊敬。

在投身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后，李卓然先后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局委员以及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1936年7月，经中央批准，西北局正式成立，张国焘担任书记，任弼时则出任副书记。在任弼时与包括李卓然在内的几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中，他指出：“大家普遍认为，在组织上的统一以及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当前迫切且至关重要的任务。”李卓然对任弼时关于党和军队统一的正确观点表示了坚定的支持。随后，他协助朱德总司令，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为红四方面军后来的重新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在1936年9月，西北局在漳县召开会议，与张国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朱德与张国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详细阐述了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合理理由。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领导同志一致赞同朱德总司令的观点。面对这一局面，张国焘无奈之下，被迫同意了北进的决定。

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胜利会师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着眼于开辟西北抗日战场，并打通国际战略通道，制定了先夺取宁夏，再进军甘西的战略布局。至1936年10月底，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依次跨越黄河，向西挺进。9日，河西地区的部队正式开始西进征程。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向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发出复电，将河西部队命名为西路军，并任命陈昌浩、徐向前分别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正、副主席。

西路军成立以来，李卓然便担纲政治部主任之职。为确保西进任务的圆满完成，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于政治思想工作。李卓然常与指战员促膝长谈，向战士们阐明，战斗不仅需要勇猛，更需智慧，唯有勇智兼备，方能战胜强敌。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他不懈地宣传中央军委的决策，以提振军心士气，更是亲自创作歌曲，与战士们共同传唱，激发他们的斗志。

“短短数月，西路军这支两万人的队伍，便锐减至不足千人。”“许多战友，清晨还在并肩作战，中午便已离我们而去。”“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牺牲尤为惨重，我的警卫员常挺身而出，填补连长、指导员的空缺，但往往补位不久便英勇牺牲。”在撤退至祁连山之前的黎园口战役中，连炊事员也挥舞着扁担，勇敢地投入战斗。敌人起初误以为这是新式武器，一时间不敢贸然前进。

1937年3月中旬，由于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西路军最终陷入了败局，余部人数不足三千。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在石窝召开会议，作出决定，让徐向前与陈昌浩离开队伍，返回陕北向党中央进行汇报。同时，会议还决议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八位同志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同志担任工委书记，负责统一指挥西路军。

本次会议亦敲定了西路军挺进祁连山脉的行进路径。面对危急关头，李卓然坚定地主张部队采取集体行动，避免与敌军正面交锋，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全实力，并适时撤退回延安。随后，在李卓然、李先念等人的率领下，西路军余部千余人成功摆脱了马家军的围追堵截，最终退守至祁连山深处。

李卓然深信，部队之所以遭遇挫败，根本在于失去了党中央的指引。鉴于此，石窝山会议改组后，首要任务便是与党中央恢复联系。他与电台技术人员探讨，如何在缺乏汽油与电池的情况下研制出手摇发电机。众人不顾雨势，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最终与中央取得联系。中央的来电指示：“西路军需突破祁连山，前往新疆的星星峡，党中央将派遣陈云、滕代远两位同志前来接应。”李卓然对警卫员邱正基言道：“孩子们，流离失所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们找到了依靠的爹娘！”

“在形势紧迫、条件极其严苛的情况下，李卓然为战胜重重困难抵达新疆，并保存了一批革命的中坚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4、任总政宣传部长

1937年末，李卓然重返延安。其归返之际，有人将西路军之败归咎于他，然李卓然难以接受，选择沉默。对其不利的影响，远不止西路军的失利。自李卓然自中央红军转至红四方面军工作以来，张国焘南下的风波便为其政治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身为红一方面军干部，他曾任职于毛泽东办公室，后晋升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深受其重视。中央派遣李卓然前往红四方面军，实则有“掺沙子”之计。1935年8月，红军总部决议将一、四方面军合并编队，分为左右两路。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挥左路军，而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则随右路军行动。然而，随后的“密电”事件于1935年9月爆发，毛泽东等领导率领右路军独自北上。张国焘则率领左路军南下，另立“中央”，制造分裂，并提拔了一批新干部，李卓然亦因此晋升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这场风波中，李卓然与众多红军高级将领均感迷茫，对局势不明，遵从命令南征。事后，众多同志纷纷证实，李卓然在张国焘南下问题上，实属无辜受害。

“关于张国焘擅自成立‘中央’一事，……那份委员名单，完全是张国焘和黄超一手策划，其他人一无所知。那天晚上开会，我们事先一无所知，连陈昌浩同志也不清楚会议的目的。”

李卓然返抵延安后，曾接连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以及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要职。

自左而右，合影中依次为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张经武、李卓然（前排）、贾拓夫、王维舟、林伯渠、贺龙以及张德生（后排）、杨明轩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李卓然作为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1941年5月，中央决定把原中央西北工委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负责人，创办了大众读物社和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为边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没有亲自奔赴战场，但他依然积极投身于工作中。李卓然亲自带队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1941年9月至11月，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带着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秦川（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柯华（建国后曾任驻英大使）等人到陕西宜川县的固临镇进行深入调研，通过访谈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收集大量数据，形成了长达近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初步分析，真实反映边区的情况。陈云阅读《固临调查》后感到非常满意，并亲自审核。

在李卓然执掌西北局宣传工作时，他有力地挫败了“左”倾思想的蔓延。以1942年的“抢救运动”为例，延安各机关均接到上级指令，要求按照既定指标抓捕所谓的“反革命”。即便《边区群众报》社亦未能置身事外，所有员工均遭受了怀疑与审查，部分同仁被迫承认虚构事实，企图借此逃避惩罚。但在这场风波中，唯有胡绩伟、金照、谭吐三位正副主编幸免于难，报纸一度濒临停刊的边缘。西北局宣传部得知此情，便向李卓然汇报。鉴于此前清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经历，李卓然对“抢救运动”的政策持审慎态度，他深知这场运动绝不能让《边区群众报》遭受灭顶之灾，因而采取了一系列谨慎措施，成功保护了报社全体人员。

那些被冠以“反革命”标签的同志们，怀揣着对新闻事业的满腔热忱，无论是否认可虚构的事实，依然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之中，确保《边区群众报》得以顺畅出版。李卓然同志更是坚决抵制了试图以“左”的方针接管宣传部的做法。据曾任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秘书、科长、处长的柯华回忆，当时一股极其严重的“左倾”思想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散，一些地方甚至将大量地主驱逐出家园，随意处置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甚至侵犯到中农的利益。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上，西北局团长李卓然赞同柯华的见解，强调宣传部门不应落入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中，而应交由工农干部负责。李卓然主张行事应持谨慎态度，随后这一偏激的“左”倾倾向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运动”期间，众多单位受到影响，然而在李卓然的领导下，西北局宣传部并未有一名来自白区的大学生或地下党员遭受伤害。

05、李卓然建国后

自1949年春季至1954年冬日，李卓然始终位居东北局常委之席，并身兼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及东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多重要职。在任期间，他巧妙地凝聚了众多知识分子，大力倡导教学改革，从而促成一系列重要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创立。同时，他以满腔热忱与卓越才华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挖掘其潜能，使得东北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1954年11月，李卓然受命赴京履职，身兼中宣部副部长与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之职。然而，他上任未久，便不幸被确诊患有严重高血压及并发心脏病，医生们预判他的寿命或许仅余五年。在此之前，马列学院院长一职曾由刘少奇等杰出人士担任，凯丰亦曾荣任此职，并因其遵义会议的参与而声名显赫。面对病魔和生命的双重考验，李卓然毅然挥毫，写下了辞呈，强烈表达了他对离开工作岗位的迫切愿望。在这期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领导与李卓然进行了深入交谈，力图说服他继续留任马列学院院长。邓小平向他透露，马列学院将在“八大”后更名为中央高级党校，承担培训党政军高级干部的重任，并强调李卓然是该职位的不二人选。尽管如此，李卓然仍旧坚守初衷，坚决要求辞职，并建议中央挑选一位能力与品德兼备的干部接替他的职务。

经过深思熟虑，中央最终批准了李卓然的辞职申请，并免去其马列学院院长的职务。此后，尽管李卓然依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但他已不再直接参与具体事务。这导致许多人误以为他已因病倒下或离世。然而，1965年，在空政文工团话剧《女飞行员》的演出中，周恩来总理意外现身并与李卓然热情握手，这一幕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在合影照片中，李卓然虽位于后排，却特意站在一旁，以便让其他同志获得更多曝光。翌日，这张照片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这才让众人得知李卓然依然健在。

解放初期，他继任少奇同志之职，担任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前身）的院长，随后转至中宣部担任副部长。在中宣部期间，他并未有显著建树，鲜少提出个人见解。在“文革”动荡中，得益于周总理的庇护，他在中宣部内几名权势滔天的“阎王”中，结局相对较为温和，尽管已是白发苍苍。自延安时期开始，他一直饱受高血压的困扰，头顶常戴一治疗用品。解放后，家中始终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或许他内心深处，一直在向毛主席倾诉西路军的故事。

在对待名利的态度上，李卓然的表现尤为值得尊敬。1955年推行工资制之际，中央曾内部决定将他定为行政四级，待遇等同于副总理，并特地征求了他的看法。但李卓然却坚定地表示，这个级别对他而言过于高升，与他的实际情况不符。在他的坚持之下，最终被调整为行政五级。即便从他的资历和过往担任的职务来看，定为行政四级本非过分之举，然而他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谦让，彰显出其崇高的道德情操与境界。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无疑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借鉴。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这个评价是比较高的，恢复了李卓然的真实历史面貌。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万里等亲自参加李卓然的追悼大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送了花圈。李卓然去世后，孙毅将军主动上门，为老战友题写了“淡泊名利、襟怀坦白”八个字。这八个字用在李卓然身上，恰如其分。